江青:大数据治疗领导者“拍脑袋决策”流行病
大数据
作者: 国统大数据
2015-08-28 20:15
[ 久闻导读 ] 从古到今,凭借直觉和经验“拍脑袋决策”已成为统治阶级乃至当代领导者的一种流行病。殊不知,现实世界是复杂的,外部环境是多变的,这种“拍脑袋决策“所造成的后果往往是高风险,很

从古到今,凭借直觉和经验“拍脑袋决策”已成为统治阶级乃至当代领导者的一种流行病。殊不知,现实世界是复杂的,外部环境是多变的,这种“拍脑袋决策“所造成的后果往往是高风险,很有可能会因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江青:大数据治疗领导者“拍脑袋决策”流行病

“拍脑袋”已成为领导者的决策流行病

大家知道,人不是机器,无论你的愿望有多么好,所做出的决定必定受到个人意识的作用,有很多其实是错误的。例如:河南省卢氏县委原书记杜保乾 为“突出山城特色,体现南国风光”,竟然用自己的“构想”代替城建部门的规划,刨掉了原有郁郁葱葱的泡桐树,建起了棕榈树、云杉、四季桂、竹子、柳树、黄杨树、泡桐等7条不同风格的绿色街道,当然这些只适宜南方环境的树种,成活率极低,栽了死,死了栽,栽了再死。为建造这些“形象工程”,仅资金耗费就达1300多万元,而且这些资金都是国家拨给卢氏县的扶贫款。再如,广东省珠海市当时的主要领导决心建造“全国最先进的机场”,于是拍板于1995年投资40亿元(总造价69亿元)建设珠海机场。他们原本指望机场靠营业收入来偿还银行的贷款和拖欠的工程款,不料却陷入了巨大的亏损之中,拖欠的巨额债务根本没有能力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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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典型的案例:某城市繁华地段有一个食品厂,因经营不善长期亏损,该市政府领导决定将其改造成为一个副食品批发市场,这样既可以解决企业破产后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又方便了附近居民,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前期准备,包括项目审批、征地拆迁、建筑设计规划等。不曾想,外地一开发商已在离此地不远的地方投资兴建了一个综合市场,其中就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副食品批发场区,足以满足附近居民和零售店的需求。面对这种情况,市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继续进行副食品批发市场建设,必然亏损;如果就此停建,则前期投入全部泡汤。而在这种情况下,该市领导又盲目作出决定,将食品厂厂房所在地建成一居民小区,由开发商进行开发,但对原食品厂职工没能做出有效的赔偿和再就业等方面的考虑,使该厂职工陷入困境而长期上访,对该市的稳定造成了隐患。

而最典型的案例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各地竞相出现的开发区建设热,不少地方罔顾实际从省到市到乡纷纷上马,各地大大小小名目繁多的开发区多达一万个。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不少开发区既荒芜了大片土地,又损失了巨额资金。河南省灵宝市豫灵镇借债建开发区,结果欠下一亿多元债务,按照该镇的经济实力,还清债务得需要100年。

综上几个案例不难看出,这些不良后果的起因,大都是领导者盲目自信“拍脑门” 决策的“流行病”所造成的。那么,如何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呢?人们又把希望寄托在 “调查研究、民主决策”和“聘请管理咨询专家” 论证上。然而,所谓的调查研究、民主决策,不过是在当地的小圈子里搞些调查,找几个部门或民意代表开个座谈会,再通过常委会举手表决而已。且不说这种小范围的“调查研究”和民主决策的实效如何,光时间也消费不起。那么,聘请管理咨询专家是否就能有效避免决策失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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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 之 谜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上世纪50年代三门峡工程决策失误的一段往事。

1952年8月,中苏两国政府商定将黄河综合规划列为苏联的技术援助项目,苏联政府同意派水利专家来华指导。三门峡工程是在黄河上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国家为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予了很高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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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11月,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1960年9月实现关闸蓄水拦沙。1961年2月,当坝前水位达332.58米(尚未到设计高度)的时候,泥沙淤积就迅速发展。下半年,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水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航运窒息,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而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迅速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粮食因此减产。这一年,潼关以上的黄河、渭河大淤成灾。

1962年3月,水库内的淤积已经开始迅速发展,潼关河床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暴长4.5米,成了名副其实的“悬河”。最严重的是河床的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严重危害着关中平原的安全和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为此,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将美妙的“黄河清”暂时放在一边,而把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水位不得不降低。而失去了大水头,第一台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发电不足一个月便丧失了用武之地,只好改装5万千瓦小机组。同时耗费大量的人、财、物力打通排水洞以泄泥沙。如此一来,投进水库不下百亿元的资全打了“水漂”。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起重大决策失误,而这项决策正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完成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各类专家咨询机构相继建立,国务院各部委及各级地方政府大多成立了专家咨询委员会,并制定出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作制度(条例),规范了决策咨询的适用范围、工作程序、咨询形式、激励机制等。

然而,有资料援引中组部“建立决策咨询机制” 研究组在13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调查发现,目前公共决策专家咨询中存在很多缺陷,如: 缺少对专家的激励约束和咨询效果的评估;决策者有选择地对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咨询,有选择地确定决策咨询机构或专家个人;决策咨询过程和结果并没有形成完善的记录和档案管理,导致决策咨询缺乏责任追究机制;决策咨询工作走过场,智库或智库成员成为决策者的附庸和利益代言人,等等。

由此可见,管理咨询专家的“高、大、上”与效果不成正比,专家们拥有粉丝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那么,领导者如何才能摆脱“拍脑袋决策”的流行病,从过分依赖专家的“迷宫”里走出来,找到一条更为科学、高效、智慧的管理决策之道呢?数据帮你治疗“领导流行病”

先轻松一下,看看当年我们的林彪同志在指挥辽沈战役中,是如何准确判断并一举擒获“出身黄埔军校并留学法国著名的圣西尔军校”的敌首廖耀湘的。数据积累,运筹帷幄之中

林彪从红军带兵时起,身上就有个小本子,上面记载着每次战斗的缴获、歼敌数量。每次打完仗,林彪就亲自往上面添加数字,并为之沾沾自喜…令人感觉到这个23岁任军长,25岁就当军团长的人,似乎有点小气。

1948年辽沈战役开始之后,在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里面,每天深夜都要进行例常的“每日军情汇报”:每支部队歼敌多少、俘虏多少,缴获的火炮、车辆多少,枪支、物资多少……司令员林彪的要求很细,俘虏要分清军官和士兵,缴获的枪支要统计出机枪、长枪、短枪,击毁和缴获的汽车也要分出大小和类别。其实,这几乎是一大堆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的数据!林彪几乎终日倒骑着椅子面对墙上的地图观察和思考。他要计算到进攻时有全胜的把握,还要留出退路。而这些精确的部署都来自于那些看上去十分乏味的数据准备。数据分析,找到最有价值的信息

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用了30小时就攻克锦州,并且在全歼了守敌十余万之后不顾疲劳挥师北上,与从沈阳出援的二十余万敌精锐廖耀湘集团在辽西相遇。一时间形成了混战,战局瞬息万变,谁胜谁负实难一天深夜,值班参谋正在向林彪等指挥员们读着某师上报的其下属部队的战报,说他们部队碰到了一个不大的遭遇战,歼敌一部分,其余逃走。这时,林彪突然叫了一声“停!”他的眼里闪出了光芒,问:“刚才念的在胡家窝棚那个战斗的缴获,你们听到了吗?”

大家带着睡意的脸上出现了茫然,不都是差不多一模一样的枯燥数字吗?林彪扫视一周,见无人回答,便接连问了三句:“为什么那里缴获的短枪与长枪比例比其它战地略高?”、“为什么那里缴获和击毁的小车与大车的比例比其它战地略高?”“为什么在那里俘虏和击毙的军官与士兵的比例比其它战地略高?”

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思索,等不及的林彪司令员大步走向挂满军用地图的墙壁,指着地图上的那个点说:“我猜想,不,我断定!敌人的指挥所就在这里!”

林彪可以如此笃定,就取决于他每晚必做的功课,这些战报在他脑中汇集成为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当出现差异,他可以及时获取到准确信息,找出价值所在。准确定位,精细画像,一举拿下廖耀湘

得出结果之后,林彪口授命令,追击从胡家窝棚逃走的那部分敌人,并坚决把他们灭掉。各部队要采取分割包围的办法,把失去指挥中枢后变得混乱的几十万敌军切成小块,逐一歼灭。        而此时的廖耀湘,正庆幸自己刚刚从偶然的一场遭遇战中安全脱身并与自己的另外一支部队汇合。没想到,紧追而来的解放军迅速把他的新指挥部团团围住,拼命攻击。同时,漫山遍野的解放军战士中不断有人喊着:“白净脸,矮又胖,金丝眼镜湖南腔,不要放走廖耀湘!”        一场激战过后,穿着满身油渍伙夫服装的廖耀湘只好从俘虏群中站出来,无奈地说“我是廖耀湘”,沮丧地举手投降。、 廖耀湘对自己精心隐蔽的野战司令部那么快就被发现并灭掉,觉得实在不可思议,他认为那纯属是一个偶然事件,输得不甘心。当他得知林彪是如此得出判断并迅速出击之后,这位出身黄埔军校并留学法国著名的圣西尔军校的新六军军长说:“我服了,败在他手下,不丢人。”        没错,这就是利用数据分析管理决策的神奇功效!与凭直觉和经验“拍脑袋决策”相比,哪个更智慧、更全面、更精准、更可靠呢?        现如今,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到来,我们的领导者不用再像当年林彪那样装个小本本,听参谋念,一笔笔地记,然后捧着一堆数据对着地图彻夜不眠了。你只须配备好大数据班子人才,然后坐在电脑桌前,鼠标轻轻一点,你所需要的动态信息、智慧的现状分析以及智库参考即可得来。聪明的领导者们,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你准备好了吗?!作者简介:江青:大数据治疗领导者“拍脑袋决策”流行病江青(JlANGWEl),中南财经政法大学MBA合作导师、高级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公关员、大数据研究应用实践者,中国统计信息服务中心大数据研究实验室主任。历任教师、广播电台电视主持人、制片人、专栏作家、报社记者/主任、协会副秘书长等职,对政府、企业等标准化运营、数字决策、公共关系、媒体管理等具备丰富实战经验,曾任政府机构、知名企业智库顾问等,多年来致力于研究探索“组织标准化运营”、“品牌营销”、“领导者数字决策”、“公共关系及媒体传播”、“大数据研究应用”等,承担多个部委、地方政府、企业等项目,现致力于推动CSlSC厦门大数据研究服务基地产业化、丝绸之路大数据创新监管、国统大数据智库等项目。版权归作者所有,未经允许禁止引用,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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