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老人”:年龄歧视还是分配正义?
备注 的人 老年人
作者: 界面文化©
2020-06-08 10:20:21
[ 闻蜂导读 ] "不仅老年人,年轻人也将赢得新的桂冠!"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医学教授和老年病学专家路易斯·阿伦森发现,人们在社交网络上使用这样的句子来引起人们对新流行疾病的关注。她在3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批评这种说法的潜台词似乎是:如果只有老年人会赢得新的桂冠,那么疫情就不是很重要了。 今年2月,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和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几乎每

"不仅老年人,年轻人也将赢得新的桂冠!"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医学教授和老年病学专家路易斯·阿伦森发现,人们在社交网络上使用这样的句子来引起人们对新流行疾病的关注。她在3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批评这种说法的潜台词似乎是:如果只有老年人会赢得新的桂冠,那么疫情就不是很重要了。

今年2月,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和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几乎每个人都容易感染这种新的冠状病毒,大多数感染这种病毒的患者可以从轻微疾病中治愈。严重和高风险死亡群体是那些60岁以上并患有基本疾病的人。此外,在分析意大利的高死亡率时,《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意大利老年人的新加冕死亡率特别高,大多数死亡是70岁以上的人和患有基本疾病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年轻人称这种新的冠状病毒为“回旋镖去除剂”,而“#回旋镖去除剂”的标签曾一度成为推特上的热门话题。“婴儿潮”这个词在西方经常被用来指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在年龄更大的婴儿潮一代。

新政府中死亡率特别高的老年人口不仅成为年轻人嘲弄的目标,而且很可能成为第一个被抛弃的群体——在3月9日意大利被封锁之后,意大利麻醉-镇痛-复苏-重症监护研究所(SIAARTI)发布的关于疫情的医务工作者指导手册提到,如果形势继续恶化, 它可能不得不面对放弃治愈希望较低、治愈后存活时间较短的患者的道德选择,优先考虑年轻人的治疗,包括"为重症监护设定年龄限制"。 手工写作团队表示,他们希望这个建议永远不会被使用。

我们需要牺牲老年人来赢得新的王冠吗?《名利场》的一篇题为“得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爷爷的人民应该为经济而死”的文章报道了丹·帕特里克对此的看法。《名利场》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随着新的皇冠病毒疫情冲击美国经济并导致企业倒闭,像他这样的老年人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他们孙辈的经济。“没有人问我,作为一名老年公民,你愿意为了保护这个所有美国人都热爱的子孙后代的国家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吗?如果这是一个交换,我会。”

得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70岁

牺牲老年人来拯救年轻人和未来的想法在这种流行病中并不少见。在一次采访中,乌克兰卫生部长伊利亚·伊梅兹将65岁以上的老人比作“尸体”,并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应该计算我们应该在活人身上花费多少钱,而不是尸体”。这引起了舆论风暴,伊利亚·耶梅兹辞职了。

这种观点无疑会引起争议,但其背后的问题是:当资源有限时,如何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合理分配资源?如果太多的资源偏向老年人,年轻人的资源就会相对较少,而年轻人和中年人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如果没有中青年人,社会就会缺乏活力,经济就会衰退,财政收入、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也会受到限制。这可能是丹·帕特里克的理解。然而,如果太多的资源用于年轻人,对老年人的照顾将被忽视,每个人,包括你和我,都不想度过悲惨的晚年。

医疗保健中的年龄歧视

路易斯·阿伦森认为,不重视老年人群体的态度是典型的年龄歧视,老年人群体是新皇冠的最大受害者。所谓年龄歧视,是指根据年龄的不同,对一个人的能力和地位的贬低评价。它是指个人或群体基于年龄的负面价值判断。年龄歧视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罗伯特·巴特勒于1969年提出的,特指对老年人或老年人的歧视。西方社会老年学家首先把他们的研究集中在就业领域,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因为年龄而平等地获得就业机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就业领域,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年龄歧视的门槛,比如35岁和50岁。现在,新的皇冠流行病所体现的年龄歧视主要集中在保健领域。

在流行期间,年轻人称新的冠状病毒为“旧的灭虫剂”。在《年龄歧视与虐待老人研究》一书中,作者蒋看到,在正常的公共生活中,年轻的美国人经常抱怨老人:“美国的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1%,但却占国家预算的25%。”这些年轻人无视老年人过去的贡献,抱怨老年人利用年轻人。似乎当老年人退休时,他们就成了二等公民,成了社会负担。“失败者”、“纯粹的消费者”和“没有价值的人”等贬义词经常被用来形容老年人。约翰·w·罗和罗伯特·l·卡恩在他们的书《成功的老龄化》中也指出了美国语言中的年龄歧视。一些谚语的潜台词对医疗保健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例如,消极地接受健康问题,认为它们不能被成功地解决(年老就是年老时生病);老年人不能也不会在他们的生活中做出积极的健康改变(你可以& # 39;不要教老狗新把戏。时间对于身心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

当新的皇冠流行病到来时,我们并不惊讶地看到,一些老年人自己也认同老年人的负面角色认同(伊莱贾·艾梅兹64岁)。对歧视老年人的角色的识别也是通过社会互动来学习的。如果社会或家庭成员认为老年人年老无用,老年人就会逐渐接受这种角色认同。

路易斯·阿伦森在3月28日的《大西洋月刊》上写道,她看到人们将新一轮疫情中老年人的大量死亡归咎于年龄本身,但事实上问题在于卫生系统存在固有缺陷。美国医疗体系中的年龄偏见根深蒂固,无孔不入,甚至在教育、研究和最基本的法规、结构和政策上留下了印记。例如,作者说医学院经常花几个月的时间教学生关于儿童生理和相关疾病的知识,花几年时间学习成人疾病,只花几周时间学习老年疾病。老年病学甚至没有列入必修课程。美国健康研究所在1986年要求将女性和有色人种纳入医学研究范围,但直到2019年,也就是33年后,才对老年人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资料来源:中国展望

“最大化多数人利益”的分配正义问题

SIAARTI以前的文件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年龄歧视”的说法该文件建议优先考虑那些在病史、并发症(其他健康问题)和康复可能性方面“最有可能成功治愈”的患者。这些原则将通过关注“那些有更大的生存机会和更长的可以被挽救的寿命的老年人”来“最大化大多数人的利益”,然而,这种方法也被解释为“抛弃老年人”

这种方法涉及分配正义的问题。诺曼·丹尼尔斯在他1985年的《医学正义理论》中提出了当时的一个社会现象,即老年人正在利用高科技来延长他们垂死的生命,而年轻人如妇女和儿童的医疗保健却没有得到合理的重视。

他看到大量的医疗资源花费在人们生命的后期,其中大约30%的美国医疗资源花费在患者死亡前的6个月。丹尼尔斯认为,首先要做的是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过正常的生活,这比使用大量医疗资源让少数人活得更长更合乎道德。他指出,当患者超过75岁时,我们有理由限制使用挽救生命的医疗资源。这个结论来自于他的合理假设,即大多数人在75岁之前已经实现了他们的人生计划。75也是当时发达国家人口的平均寿命。这样,当人们达到这个年龄时,就有合理的理由放弃昂贵的生命支持疗法。

老年人经常花费社会的大部分医疗资源,尽管他们可能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随着全球老龄化的到来,老年人花费的医疗资源将逐渐增加。在一些发达国家,65岁以上的人在医疗保健上的支出超过了所有65岁以下的人的总支出。下面的问题是:有多少医疗资源适合老年人?

在《医疗保健分配中的正义研究》一书中,作者李红文提到,艾伦·威廉姆斯和丹尼尔在基于年龄的医疗保健分配问题上有着相似的观点:由于老年人已经生活了很多年,根据公平原则,年轻人应该在医疗方面享有优先权,以延长他们的寿命。这个论点的基础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正常的寿命。那些没有活到正常年龄的人是被欺骗的,而那些超过正常寿命的人是在借用别人的时间。威廉姆斯认为,代际公平不仅是允许的,而且需要对老年人进行更有区别的对待。

丹尼尔·卡拉汉认为社会应该帮助老年人过完整而自然的生活,也就是说,80岁左右。他认为在这个时候,生命的可能性已经普遍实现,而这个年龄之后的死亡是一个相对可以接受的事件。医学应该尽最大努力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而不是盲目地寻求延长寿命的方法。如果资源有限,社会在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做出选择时,应该把资源集中在延长年轻人的寿命和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上。

同样,在《牛津普通读者:医学伦理学》一书中,作者托尼·霍普认为,决策的核心原则是,我们所做的决策应该充分利用我们所获得的寿命。为了拯救少数人而让大多数人死去,这种医疗保健系统是否正确值得怀疑。作者认为,任何卫生保健系统在决定延长其他人的生命时,都必须以牺牲其他人的生命为代价来延长一些人的生命。

作者托尼·霍普

翻译:方莉,邱莉,吴俊华

译林出版社

2015-9

然而,人们真的能接受这个结论吗?每一代老年人都会觉得他们在生命的早期没有享受到任何高科技医疗服务,而这些技术是用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纳税人的钱开发出来的。现在我老了,拒绝使用这些技术显然是不公平的。

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

SIAARTI“最大化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做法符合功利主义伦理。

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边沁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没有一个人比一个人多。”每个人的利益都应该得到同等程度的关心,没有人的幸福比其他人的幸福更重要。每个人都被认为有相同的体重,快乐和痛苦是可以转换的。最正确的行为是利益最大化。

利益就是幸福,获得最大的幸福和避免痛苦是正确的。《牛津普通读本:医学伦理学》的作者托尼·霍普也表示,他“很高兴认同最长寿命的总年数”,并且“倾向于利益最大化”。然而,他也看到自己实际上是少数,因为很少有国家的医疗保健系统采用这种方法。

实际上,许多人反对最大化寿命的做法。人们的直觉吸引力在于,为少数人提供大量福利(如果不接受治疗就会死亡的人继续生活)比为大多数人提供微不足道的福利(过早死亡的少量减少)要好。为什么?以《拯救大兵瑞恩》为例,我们不妨思考一下,我们是否真的应该拿许多生命来换取一条生命。但是在电影中,只有那些铁石心肠的人才会认为营救计划是错误的。出于同样的原因,一个社会在老年人身上花费大量的医疗保健是正确的。

社会怎么能对老年人说:我们现在必须牺牲你,用这些资源来拯救更多的年轻人。我们怎么能把这些话告诉他们悲痛的亲属呢?

当年轻人称新的冠状病毒为“老人灭虫者”时,当人们准备牺牲老人的生命时,如果要“消灭”的老人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知道他/她的生活经历、痛苦和欢笑、挫折和梦想,我们会说什么?如果被牺牲的老人碰巧是我们的祖父母,我们会说什么?

我们的人道主义精神和道德想象力已经觉醒。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的道德想象力也必须清醒地面对那些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而无法被拯救的年轻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SIAARTI文件强调,只有在用尽一切手段开辟新的资源或把病人转移到资源充足的地方之后,才可以证明只向某些病人提供保健资源的做法是合理的。

这是因为我们不能陷入一种纯粹的功利主义观点,认为人类生活是一个客观的对象。我们应该为病人的健康履行我们的道德责任和道德良知。同时,人道主义还必须考虑到他人和社会的利益。

正如托尼·霍普所说,死亡并没有变得不重要,因为我们不能把一张脸和一个本可以获救的人放在船上。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防止自己把死亡看成一个数字和一个统计死亡。因为,每一次死亡的背后都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们的亲人和朋友,就像我们一样,也是活生生的有情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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