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娱乐业40年
中国 资本 大陆
作者: 针尖
2020-06-08 10:20:21
[ 闻蜂导读 ] 一 1979年,共和国百废待兴。 很多人都在等待一个机会。廖承志等到了这个机会。当时,廖承志在国务院下属的侨办和港办担任主任,他说:香港及海外观众都喜欢看武侠片,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拍一出少林寺或太极拳呢?这个想法打动了决策层—— 刚刚开启改革开放的中国迫切需要在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间树立新的民间形象,电影作为大众娱乐载体很合适。 这个建议很快变成了


1979年,共和国百废待兴。


很多人都在等待一个机会。廖承志等到了这个机会。当时,廖承志在国务院下属的侨办和港办担任主任,他说:香港及海外观众都喜欢看武侠片,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拍一出少林寺或太极拳呢?这个想法打动了决策层——刚刚开启改革开放的中国迫切需要在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间树立新的民间形象,电影作为大众娱乐载体很合适。


这个建议很快变成了中原电影制片公司的电影《少林寺》。几十年后,人们追溯起来,发现这个政治挂帅的决定竟然成为了中国娱乐产业的萌芽点。当然,这是后话了。



1980年,17岁的李连杰接受导演张鑫炎的邀请,进入《少林寺》剧组。虽然《少林寺》是港资背景,但工资标准还是按照大陆的来,也就是一天一块钱,李连杰拍了十个月,加上生活补助总共拿了300多块钱。


这个收入按照大陆的工资标准算中等。当时,李连杰母亲在一家书店上班,一个月薪水43块钱,这还是国企老员工才有的待遇。86版《西游记》拍摄期间,导演一集的工资是90块钱,六小龄童、马德华等几位主演的工资是80块钱,因为特效化妆和武打场面还有十几块钱补助,其他演员的工资一般在五六十块。考虑到之后几年的物价上涨水平,作为新人,李连杰的这个收入并不算低。


但高和低,从来不是绝对值,而是比较的产物。1981年1月,《少林寺》上映,并很快在全国范围掀起万人空巷的观影狂潮,这部投入仅200万港币的电影,靠着一毛钱一张的电影票就在大陆地区撬动了1.6亿以上票房,香港地区票房1600余万;在日本,更是创下40亿日元票房纪录;次年又在韩国拿下51亿韩元票房。(如果你还是感受不到它有多牛逼的话,不妨回家问问自己老爸,说不定会收获一位中年追星男子)


《少林寺》的成功给了年轻的李连杰极大震撼,原来娱乐产业可以这么赚钱!和当下的年轻人一样,不到20岁的李连杰也满脑子都是赚钱,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主演的电影赚了几个亿,为什么自己才分到300块?


想不明白归想不明白,付出还是有一些回报的。1984年,《南北少林》剧组来到大陆拍摄,给李连杰的待遇是三块钱一天,涨了三倍。即使这样,李连杰还是没有够到香港演员的低保门槛,因为香港演员的起薪是50元,哪怕饰演死尸的群演最低薪酬也有每天50块。影片拍摄期间,主演李连杰与导演刘家良矛盾不断,矛盾的焦点是李连杰能不能在演完主演戏份后去演一回死尸,多赚50块钱。


李连杰这时候才回过味来,要想赚大钱,唯有,离开体制,这一条路可走。



李连杰的故事不是孤例。1983年,香港电影公司新昆仑影业和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合拍《垂帘听政》,由刘晓庆和梁家辉主演。虽然都挂着主演,但二人的待遇却不平等,刘晓庆每天的伙食还是按大陆标准,只有两个馒头,但梁家辉就顿顿有鸡、有鱼。为了争取伙食平等权,刘晓庆充分发挥了女性武器——哭,一见到就哭,没办法,最后剧组只能让她和梁家辉一起吃。


同工不同酬的价格双轨制,深深刺痛了大陆演员的神经,让他们明白了要想发财致富,还是得自立门户。对财富的渴望快速取代了人民演员的荣誉感,整个八十年代,大陆演职精英脱离体制,通过港资和海外汇率差完成原始积累,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1993年,李连杰在香港成立正东电影公司,先后拍摄了《方世玉》《方世玉续集》《太极张三丰》《新少林五祖》,均票房大卖,捞金近一亿——他再也不是十几年前日薪一元的小演员了。


2003年刘晓庆逃税案宣判,根据庭审资料显示,仅1996年~2001年期间,刘晓庆旗下公司便以各种名义偷逃各种税款共计人民币667.91万元,以此估算,刘晓庆早就身价过亿。


截至90年代末,行业内的精英演员和导演大多完成了体制剥离的任务,一个劳动力自由市场初步形成。这个阶段成立的公司也以服务演员和导演个人事业为主,其职能类似于现在的艺人工作室。像李连杰、刘晓庆,包括后来借助台资起来的赵薇、范冰冰,大都如此。


有句老话说得好,靠自己你才是女王,他们后来也大多成为了娱乐圈的无冕之王。



90年代初,劳动力自由市场的形成在铁板一块的中国娱乐市场撕开了一道口子。由于电影和电视剧制作尚未向民营资本开放,演员们虽然成为了个体户,但依旧只能向港台资本和国营制片厂要工作。


同学们,敲黑板了,这就是我们政治课上经常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匹配啊!为了调整这种不匹配,90年代进行了一系列松绑,从思想到制度,都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革。那十年主要发生了三件大事: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95年的政策松绑和98年卫视上星。


92年南方谈话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方向被确认。有更多的精英选择下海一搏,其中不乏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高级知识分子。后来,他们成长为中国商界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被称为92派。


也正是在这一年,33岁的赵依芳辞掉了东阳市广电局副局长的职务,到位于杭州的浙江华新影视公司担任总经理。赵依芳下海之后,先开发了中国第一个证券类节目《今日证券》,但她的心思其实早就放在电视剧上。当时,电视机在大众消费群体中的普及,很快使得电视剧成为老百姓的文化刚需。


1989年春晚小品《懒汉相亲》中,宋丹丹扮演的相亲女青年,第一次来到对方家中参观时,开口便询问“电视机是多大尺寸的”。


(图为小品《懒汉相亲》选段)


然而,电视剧制作和播出的商业闭环还牢牢掌握在国营机构手中,并未对民营资本开放。比如1986年广电部发布了《关于实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制度的暂行规定》,要求从1986年6月1日以后,制作单位向中央电视台和地方各级电视台提供(出售、交换、赠送)电视剧必须持有制作许可证。否则,中央电视台和各级地方电视台不得接收和播出。而这个关键的证,只颁给国营机构。


因此,赵依芳需要等待一个机会。



转机来自1995年。1995年广电第16号令《影视制作经营机构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个人、私营企业原则上不设立影视制作经营机构。”“原则上不设立”给了民营资本以一定的空隙。随后,同样是1995年的第17号令《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管理规定》,并没有明确禁止民营公司参与电视剧制作的条款,暗示只要具备一定条件,民营公司可以申请电视剧制作临时许可证。



电影市场的开放同样发生在1995年。当年,原广电部出台《关于改革故事影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社会资本即业外资金获准投资电影制作。


在那个法无禁止即可为的野蛮生长时代,中国民营资本进入影视行业拓荒成为了一件新潮的事。1995年赵依芳与华新影视老板楼忠福合作拍摄了《子夜》,之后两人又于1998年拍摄了《聊斋先生》。《聊斋先生》由张铁林主演,当年以志怪和大尺度红极一时。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皇阿玛”和“柳红”的床戏,因为播出时间和还珠格格撞档,导致年幼的我常常会有串戏的错觉,想不到你是这样的皇阿玛!



电影方面,我们的霸道总裁王氏兄弟也是从这一年踏进娱乐圈的。1998年,华谊兄弟开始涉足电影投资业务。当时,王中军、王中磊二人公司的主营业务仍旧放在广告上,投资电影更像是“帮朋友忙、兴趣使然”,但《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等一系列电影带来的商业成功,使得华谊兄弟的事业重心迅速转向电影制作。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王氏兄弟与导演冯小刚的合作关系得以确立起来,这一走就是二十余年。


1998年对于电视剧行业而言,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卫视上星。卫视上星指的是,省级电视台完成了卫星信号覆盖,由区域电视台变为全国电视台的过程。很多90后的小朋友如果有印象的话还会记得,98年之前家里电视大概能收到十几个频道,主要是中央电视台和本地台;后来忽然有一天就能收到60多个甚至80多个频道了。这件事给我最大的爽点就是,我可以通过不断换台来进行动画片的无缝观看。其实,不仅观众爽,这件事对于电视剧行业的影响同样深远:


1.卫视上星后,电视台欠下了数千万元升级费用,必须多卖广告还钱。电视剧播放时段收视效果最好,广告最赚钱,因此电视台们对于电视剧的需求大增。


2.从区域电视台变成全国电视台之后,意味着卫视们需要与兄弟单位同时争夺全国观众的收视率。好的电视剧往往会对收视率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电视台们纷纷手持现金找上电视剧公司,点名要拍的好的,抓人眼球的。21世纪初,经过数年与电视台的磨合,本土电视剧公司已经能够生产出,像《上错花轿嫁对郎》《雪花女神龙》这样叫好又叫座的作品——行业利好很快转化为了切实的生产力和财富,之后又快速构成了资本诞生的温床。


事实上,1995年~2005年这段时间,正是目前叱咤行业的大陆资本的诞生期,电影和电视剧成为了他们的创业热土。华谊兄弟的影视业务起步于1998年;也是在这一年,王长田和他妻子杜英莲创办了光线电视(光线传媒前身);1999年,于冬拿着30万创办了博纳影业;2005年,赵依芳带领一批骨干出走,创立华策影视。


至此,第一批大陆娱乐资本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创业不是请客吃饭,本来今天开开心心的大陆娱乐资本一上路,就撞上了港台资本的铁壁铜墙——21世纪初,凭借先发优势,香港和台湾资本把控了大陆娱乐产业,并将大陆视为明星和影视产品的倾销市场,大陆资本菜的像个弟弟。


2005年之前,中国大陆地区播出的一线电视剧,港台明星担任主演,大陆演员只能当配角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2001年,张卫健有两部戏播出,分别是《少年张三丰》和《机灵小不懂》,与他搭戏的是李冰冰,李小璐,苏有朋和聂远。2005年王晶导演的《天下第一》更为典型。在这部集结了两岸三地号称当年第一强的电视剧中,来自香港的郭晋安和来自台湾的霍建华站在海报的C位,大陆演员李亚鹏,高圆圆,黄圣依,邓超等均排名靠后。



同期,成熟的台湾偶像剧和TVB剧集也被批量化引进,一度占据黄金时段。《流星花园》《海豚湾恋人》《天国的嫁衣》《王子变青蛙》构成了90后们的童年回忆;《陀枪师姐》《满汉全席》《大时代》《谈判专家》伴随着香港回归,也在社会上一度引发了香港热。



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本身是好事,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比如,成长起来的大陆演员们就不得不面对事业天花板——他们发现,自己只能在三番四番的位置上徘徊,很难变成主演。


21世纪初,一套心照不宣的文化吸血链条已经搭建起来:台湾偶像剧和TVB剧在大陆播出,塑造明星;港台明星来大陆捞金,担任主演;港台资本投资入股,控制剧组重要岗位。在这个链条中,已经没有留给大陆演员的名额了,他们只能给港台明星当绿叶。


更为可怕的是,有了资本撑腰,欺凌和污名化现象开始频发。2000年,周杰担任主演的《少年包青天》播出,收视不俗。这也被观众誉为《少年包青天》系列最好的一部。然而,同为《还珠格格》剧组的林心如在参加台湾一档综艺节目时表示,和某位男演员拍吻戏时,那位男演员经常会伸舌头,假借拍戏的名义吃她豆腐,她觉得很恶心也很反感,只要两人有对手戏,她心里就很不舒服,暗指周杰。史称“舌吻”事件。很快,因为这件事周杰迅速败掉了观众缘,从此从荧幕前消失。


2003年,已经在内地小有名气的吴京闯荡香港影坛,在《杀破狼》的一场45秒的打戏中,甄子丹提出真打,这一打就打断了四根棍子。


2005年,谢霆锋和张卫健在拍摄《小鱼儿与花无缺》电视剧时,闹出了假戏真做的丑闻。在拍摄一场“鞭尸”戏时,二人对内地演员王伯昭进行了一场痛打,造成其多处受伤。之后,王伯昭起诉了谢霆锋和张卫健。2005年12月,王伯昭拍戏被打一案,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宣判。法院认定被告张卫健、谢霆锋在民事上有重大过失,但由于王伯昭未能提供相关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的证据,故驳回原告王伯昭的诉讼请求。



这就是大陆娱乐资本创业之初所面临的恶劣环境——没有本土资本,就无法主导剧组;无法主导剧组,就缺乏选角的权力;缺乏选角的权力,就无法扶持本土明星,无法担任主演,甚至无法保证从业者个体的合法权益。


今天的我们,总是习惯两分法地去讨论资本与行业的关系:资本总是急功近利的,资本为了钱让我的爱豆接三线品牌代言,资本总是扮演恶的一方。但在十五年前,大陆资本却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打破了港台资本对于大陆市场的垄断,夺回了市场主动权,保护了本土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这场战争是残酷的,在每一部电影、每一部电视剧上,大陆影视公司与港台资本进行了一城一池的争夺。体制内以央视为代表,先后制作了《水浒传》《金粉世家》《大宋提刑官》等一批经典作品。民营资本方面,《大汉天子》《仙剑奇侠传》《奋斗》《甲方乙方》等同样颇有默契地选择了大陆演员作为主演。


大陆资本虽然先天弱势,但本土从业者人心所向,加上之前猥琐发育拉近了经济差,等到2007年华谊举办群星会时,大陆明星这边的灯光已经不输港台明星了。


2010年之后,平等竞争之下,港台明星在大陆电视/电影中担任一番二番的现象已经很少了。


2012年之后,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华策影视、唐德影视、慈文传媒等先后登陆A股市场,标志着大陆娱乐资本正式崛起。借助二级市场的力量,大陆娱乐资本最终实现了对港台资本的彻底碾压。


一个二流港台明星在大陆轻松拿到一线片酬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大陆娱乐资本获得本土市场主导权,避免了中国文化市场沦为港台GNP的输入源,这个历史意义是值得肯定的。之后,凭借对于本土资源的消化,内地文化市场也迎来了新一轮繁荣期。以电影市场为例,2010年~2019年,中国电影票房开始起飞,从每年不到100亿快速增长至当下的600多亿,这个增长速度,连一向牛逼的房价都望尘莫及。


但资本就是资本,资本对于利润具有无止境的追求,这种逐利性很快催生了新的需求:是否存在一种全新的技术手段,能够用更少的投入去赚更多的钱呢?于是,就有了我们接下来的故事。


 

拿下本土市场之后,大陆娱乐资本开始思考多快好省的赚钱方法。


2010年之前,大陆明星以港台资本主导下面临天花板的明星(如范冰冰、李亚鹏等)和日韩体系下中国籍回归艺人(如韩庚等)为主。如果说在战争期间,为了胜利,什么价码都能开,那么到2010年,大陆娱乐资本开始尝试自主造星之后,成本和回报就显得重要起来。


之前的电视剧和电影确实是行之有效的造星方式,但这种方式的造星成本始终高昂;其次,通过作品积累起家的明星,与母公司的联系也过于单薄——当她尚且弱势的时候,她是温婉可人的冰冰;当她羽翼丰满时,她就是自己做女王的x爷。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就好像故事之初李连杰和刘晓庆对于体制的出走一样,今天的娱乐资本也变成了新的体制,束缚着大明星们。自立门户,成立个人工作室很快成为了大明星们获得蛋糕分配主动权的惯用手段。


娱乐资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方法论来解决上述问题。这时候,归国四子的案例步入了大陆娱乐资本的眼帘。



2014年,鹿晗、吴亦凡、黄子韬和张艺兴陆续从韩国组合EXO脱离之后,回到大陆市场继续发展。凭借之前积累的名气,四人迅速跻身一线小生阵营,在音乐、电影、综艺、代言等多个领域快速吸金。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大陆娱乐资本很快发现,培育新生代偶像真是一门稳赚不赔的好生意:


1.工业化。从批量吸纳十几岁的青少年进入练习生体系,到贩卖人设的养成系玩法,再到海量周边收割粉丝,偶像孵化已经成为成熟的工业流程,这有效压缩了造星成本。


2.稳定性。偶像工业生产的模式决定了偶像市场呈现出一种典型的金字塔模型,除非成长为顶级流量,否则艺人不具备离开的动能。


偶像相比于科班出身的演员,还具有不能放到台面上说的人性层面的优势。一般来说,如果你想成为演艺明星,你需要经历高考和专业传媒大学的培养,在你真正投身演艺事业时已经是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了。但在练习生制度下,一个孩子十几岁就放下学业专注唱跳训练,文化学习的断层很容易让他的人生视野被局限,进而和公司产生情感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如果再辅之以商业合约约束,那么公司基本可以吃定单人的未来发展。


对于娱乐资本而言,批量产出偶像相比于培育演员、歌手,是一门成本更低的生意;在练习生制度下,公司能够在偶像合约上获得更高的分成比例。这意味着,做偶像生意的投入产出比更高,更赚钱。


于是,不论是原有玩家丝芭文化、乐华娱乐,还是代表互联网资本的腾讯阿里,都在偶像事业上一路狂奔。2018年,《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的大获成功,彻底把偶像玩法推向了更为广阔的大众市场。



蔡徐坤是这套体系的典型受益者,他在《偶像练习生》中以c位出道,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站上了中国顶级明星的行列;商业价值方面,蔡徐坤拿下了兰蔻、Prada、vivo等一系列大牌代言。这个上升速度和商业收割能力,足以令还未进场的娱乐资本眼红不已。


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韩国市场的狭小,决定了韩国娱乐公司必须抱团成为产业联盟,控制推出明星的数量来实现利益最大化。但面对庞大的中国市场,粉丝对于流量明星的消化能力似乎是无限的——就是归国四十子,再来100个蔡徐坤,也能让他们红红火火;按照韩国市场几百万人力捧就能出一个一线的标准,中国市场至少还有5年的红利期和几百个流量明星的空白等待填补。


有钱不赚王八蛋,这种商业预期在短时间内就演变为了全行业对于流量指标的追逐。2016年,鹿晗和井柏然主演的《盗墓笔记》拿下了10亿票房,更强化了这种预期。之后“大IP+流量明星+大制作”的公式被归结为一套成功学方法论。


在这套公式中,流量明星是搭建商业闭环最关键的一块拼图。



 

流量明星的收割模式并非完美无缺。唯流量论的滥用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发生:流量明星们对内剥削粉丝,消耗他们的个人时间于无意义的互联网流量维护;对外抢占大众商业资源,将本不该自己涉足的商业资源纳入版图,引起了原有消费群的反感。很快,大众层面开始出现舆论反弹。


2019上半年,蔡徐坤因担任NBA中国形象大使被网友群嘲。


2019暑期,周杰伦粉丝忽然开始打榜,最终以成功登顶,对唯流量论进行了一次嘲讽。



如果说这两件事还只是舆论层面的小打小闹的话,那么《上海堡垒》因为口碑太差导致的票房崩盘,则给忙于收割粉丝经济的大陆娱乐资本们敲了一记警钟。这部号称投资3亿的科幻巨制,仅仅上映三天排片就跌破3%,草草收于1.2亿票房。


鹿晗失灵了。


商业风险迫使大陆娱乐资本开始思考新的命题,下一阶段生意该怎么做?


由于接下来的论述将涉及未来行业预测,我也没办法站在上帝视角,所以仅代表个人观点,如有不妥之处,还请见谅。


这里我们来展开讲一讲现代娱乐产业的商业模式,尤其是粉丝经济。粉丝经济其实是一门注意力与好感度变现的生意。现在主营这项业务的公司大都已经完成了融资,走上了资本化道路。资本看中的是什么?是增长率。增长率主要分为两块,一块是粉丝端的变现,即单个粉丝每年平均为自己的偶像花费多少钱,这可以算做apru值;另一块则是粉丝人数的增长率。


apru值的增长是存在天花板的,你指着一块韭菜地使劲薅,最后就会发生“真的一滴都没有了”的现象,很不体面也很不赚钱。所以,要保持粉丝端的持续增长,取“粉丝数*apru值”的最大值,才是最佳模型。


粉丝从哪里来?还得从大众人群中进行转化。


于是矛盾就出现了——大众只承认流量明星的部分价值,价值的力量还不足以将他们转化为粉丝。比如我们吃Angelababy的颜,但是对她的演技却不敢恭维。


因此,业内开始流行一种假设,如果能够将具有专业素养的科班艺人转化为流量明星,那么凭借他们本身的专业性,是否能够增加价值筹码,重启粉丝转化模型呢?


李现便是按照这一思路去打造的。李现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2012年曾出演《万箭穿心》中的马小宝一角。


在过去,这种能够出演电影的演员,是绝不愿意成为流量明星的。流量明星虽然赚钱,但对于职业技能的成长性要求不高,时间久了往往会与同龄演员拉开业务差距;就个人而言,演技派和流量明星的口碑评价,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能站着赚钱谁也不愿意跪着。但现在,随着电影产业也将流量指标纳入演员筛选范畴,这对于单纯凭演技吃饭的电影演员并不友好,于是李现也签约了杨天真的壹星娱乐。


今年夏天,一部《亲爱的,热爱的》迅速打开了李现的国民度。在壹星娱乐的操盘下,又有了一系列的微博热搜营销,可谓火速蹿红。



作为娱乐资本,壹星娱乐对于李现的运作也是一种全新的探索:一来,作为青年演员,他的买入价格并不高,风险成本很小;二来,壹星娱乐也在探索大众嘲讽与专业度欣赏之间微妙的尺度。


这一切布局,都是为了在不激起大众反感的基础上尽可能攫取商业价值。一旦消解掉了大众对于流量明星的反感,流量明星就能从更多持观望态度的品牌手中接过代言,赚更多的钱。2019年李现拿下了雅诗兰黛、香奈儿等多个代言,这些国际大牌对代言人形象正面性的要求都很高。


可以预想的是,如果李现的路径可以走通,那么未来有演技有高分小众作品傍身的青年演员,获得娱乐资本抛来的橄榄枝将成为非常普遍的事。


 

除了在国内继续探索娱乐边界之外,中国娱乐产业还有一条全新的赛道摆在它的面前,也就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随着娱乐产业的迭代,承载娱乐的媒体平台门槛正在不断抬升:20世纪20年代,有几百美元就能够成立电影公司;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立一家电视台的门槛被抬升到了数百万美元;如今,哪怕你拿着几十亿美元,也不敢保证自己成立的流媒体平台能够活下来。


对于这一点,爱奇艺创始人龚宇是很有发言权的。2019年,爱奇艺位列中国新经济公司亏损排行榜第二名,这一年它亏损超过78亿人民币,仅次于重资产的蔚来汽车。但华尔街依旧认为爱奇艺是有价值的,目前爱奇艺股价20美元每股,总市值接近145亿美元。


为什么?



因为流媒体平台的门槛太高了,只有超过3亿人口、具有足够购买力(至少愿意支付2美元/月的能力)的国家,才具有诞生流媒体平台的能力:美国有Netflix,HULU,Amazon,再加一个刚入局的DISNEY+;中国有优酷、爱奇艺和腾讯视频。其他国家,哪怕富裕的日本、韩国和欧洲各国,都因为各种原因被排除在了流媒体大门之外。


流媒体平台相当于是网络世界的电视台,这个领域里的玩家,每一个都有向数亿观众传播文化的能力。这就是流媒体平台的资本价值。


今天,中国用手机观看视频内容的观众数量早已超过看电视的人群,在世界其他国家,这个进程也在加速。但是,如果其他国家的本土市场并不具备孵化专业流媒体平台的基础,而他们又有消费流媒体内容的需求,那怎么办?Netflix给出了解决办法——那就交给我们来服务。


两年前开始,Netflix的海外会员数量就已超过了美国本土。


除了让一个国家的文化消费者心甘情愿地掏钱观看,Netflix还凭借金元优势(钱钱钱)进一步掌握了这个国家的文化生产力:比如,Netflix在韩国投资的《王国》,单集投资达到了180万美元,刷新了韩剧的单集成本纪录;在日本,Netflix一口气投资了数十部动画项目,财大气粗的样子,让人不得不跪下来叫爸爸。


中国流媒体平台们也迟早会走上国际化进程。今年10月,爱奇艺就宣布进军马来西亚市场。马来西亚是一个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富裕国家,但是人口只有3000余万;文化产业也不发达,电视剧时段大量靠引入的韩剧泰剧和中国电视剧填充。


流媒体平台进入一个国家文化消费市场是第一步,掌控当地文化生产力是第二步,那么第三步是什么?答案是掌握审美标准。


魅力是需要通过视觉故事展现的。单纯给你看小李子的照片,你会觉得帅气,但不会有太多感觉;但当《泰坦尼克号》上映之后,全球数亿女性瞬间就会被他的魅力所倾倒,哪怕他日后发福走形,那个帅气逼人的杰克形象也会在脑中挥之不去。这就是娱乐产业对于人类审美观的巨大影响力。



如今,国内企业也开始学习这种技能。2019年下半年,《陈情令》在泰国播出,一度掀起观影热潮。狂热的泰国粉丝在机场把肖战和王一博团团围住,眼睛里都是小星星。


过去的100年间,只有好莱坞掌握了决定人类审美观的权力,如今,这扇大门也为中国娱乐产业打开了一道缝。


对于观众来说,这种改变可能是潜移默化的: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当20后们打开追星软件打榜,会发现中国籍流量明星下方有各种语言的粉丝留言。然后她用平常的语气说道,这个加拿大喷子又来黑我家哥哥了,这次我站日本小姐姐的这份总结。

 

【写在结尾】娱乐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中国娱乐产业的四十年,也是中国人逐渐获得娱乐自由和娱乐自信的四十年。


八十年代,拍电影还是一件需要“政治挂帅”的大事,理由大都是弘扬中华文化,联系海内外侨胞之类云云。那时候我们很穷,总想用尽可能少的钱多拍几部电影,于是想到了找香港资本一起拍,但这还是无法满足人们日益旺盛的文化需求。


九十年代,是思想解放、人们逐步获得娱乐自由的十年。在这十年间,民营资本可以拍电视剧拍电影了,港台电视剧被引进了,四大天王和小虎队的装扮成为了街头潮流,《泰坦尼克号》也在电影院上映了,而且一刀未剪。


千禧年十年,是中国观众找回文化自信的十年。在这十年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还在模仿港台腔,把港台明星捧上高人一等的位置;等到十年结束的时候,大陆市场的主导权已经回到本土公司手中,在饭圈,追逐港台明星的粉丝也失去了鄙视链上的优越感。


在这四十年里,中国娱乐产业既有抠抠嗖嗖的寒酸开场,也不乏遭受欺凌的灰暗时刻,就像一位蹒跚学步的孩童,每走一步都跌跌撞撞。但哪怕在口袋最瘪的时刻,中国娱乐产业依旧胸怀世界,要执华语影坛之牛耳。今天,曾经的弟弟已经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娱乐市场,是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文化产业链的国家。很难想象,再给中国娱乐产业十年时间,他会成长到什么地步?


接下来,我们的目标是星辰……不,是成为好莱坞之后的第二个世界文化中心。我比任何时刻都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也相信这一天终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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