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甫人物介绍以及他的研究成果,张涛甫老师的演讲课程观后感言
张涛甫
作者: 新闻与写作
2019-11-30 15:19:51
[ 闻蜂导读 ] 张涛甫 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张涛甫:从竞争到融合的两大舆论场

张涛甫

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

《新闻与写作》专栏作者

一、场域及其舆论场

在一个分化的社会中,社会在功能结构上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功能板块,各个板块内部又自成逻辑,相对独立,从各个方向支撑一个大社会系统的运转。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概念来表述,即是场域。

布迪厄认为,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例如,艺术场域、宗教场域或经济场域,都遵循它们各自特有的逻辑。艺术场域正是通过拒绝或否定物质利益的法则而构成自身的场域的;而经济场域则是通过创造一个“生意就是生意”的世界才得以实现的,在这个场域中,友谊和爱情这种令人心醉神迷的关系在原则上是被摈弃在外的。①布迪厄最先把这个概念运用到法国的知识界和艺术界,此后上升到一种别具一格的原理论,他把“场域”视为一个“开放的概念”,用以修正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场域概念首先是对实证主义的修正。他认为,“依据场域进行的思考是关系性地思考”②。为了形象地和尽可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结构的动力关系及其生命运作状况,布迪厄试图通过“场域”,把社会宇宙的活灵活现的结构化动态特征性质,以共时理解的概念形式表达出来。③

布迪厄对场域的结构性特征作出如下概括:首先,场域是为了控制有价值的资源而进行斗争的场域。行动者也为界定什么是场域中最有价值的资源而进行斗争。场域是争夺合法性的斗争领域。其次,场域是由在资本的类型与数量的基础上形成的统治地位与被统治地位所组成的结构性空间。场域是一个“高度配对的”关系型构,其中每个位置的变化都会改变其他位置的边界。场域中的位置是由不平等的资本分配而不是位置的占据者的贡献决定的。建构性的行动者或行动者系统,可以被描述为众多的力量,这些力量通过其存在、对抗或者组合,决定其在特定时代、特定时刻的特定结构。反过来,每个行动者都通过其在场域中的特定位置得到界定,它的位置性特征(positional properties)就是从这个场域中获得的,因而不能被等同于内在特征。第三,场域把特定的斗争形式加诸行动者。占统治地位的既得利益者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挑战者,都首先接受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前提——斗争的场域是值得追逐的。第四,场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通过其自己的内在发展机制加以构建的,并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对于外在环境的自主性。④

场域是为了争夺有价值资源的场域,准确地说,是占据统治地位的行动者和被统治地位的行动者之间争夺资源支配权的竞技场。当资源成为斗争的对象并发挥“社会权力关系”作用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资本的形式。场域的斗争围绕着对于特定形式的资本的争夺,如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科学资本或宗教资本。比如,文化资本就是知识分子场域最主要的财富,而经济资本则是商业世界的最主要财富。因此,场域的形式与资本的形式一样多。场域中的斗争使处于统治地位的人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相互对抗。这种斗争发生在已确立有利地位的行动者与新来者之间。前者倾向于采取保守的策略,而后者则选择颠覆的策略。⑤布迪厄将社会资源分为四类:经济资本(货币与财产)、社会资本(熟人与关系网络)、文化资本(包括教育文凭在内的文化商品与服务)、符号资本(合法性)。布迪厄把资本概念拓展到所有的权力形式——不管它们是物质的、文化的、社会的还是符号的。个体与群体凭藉各种文化的、社会的、符号的资源维持或改进其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当这些资源作为“社会权力关系”的时候,布迪厄就把它们理论化为资本。⑥

舆论场是行动者围绕符号资本竞争、角逐的场域。符号资本是稀缺资源,它与合法性密切关联,有助于合法性的建构或维系。在特定的时间和社会空间里,符号资本是有限的。在舆论场中,符号资本主要表现为舆论资源。公共舆论是公众对公共话题、事件的集体态度和认知。公共舆论向来都是政治认同的前置条件,只有被公众承认的政治理念和行为才是合理的。因此,“政治人”(指公民以及在政治公民中产生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政治家)一直把公共舆论作为政治行动的重要资源。很多时候,“政治人”通常也是积极的舆论行动者。洞察与把握公共舆论的能力,从来都是“政治人”政治行为能力的重要选项。在社会组织中,那些占统治地位的个人或组织,通常也在舆论场域中占据舆论优势,这种优势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公共舆论话题、舆论方向、渠道资源以及舆论效果的主导权上。在舆论场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或组织,在舆论的话题控制、舆论方向与规模的把关以及舆论表达渠道的分配上会占据优势且拥有更大的话语权;相比之下,那些在舆论场中处于次要或被支配地位的个体或组织,拥有的舆论符号资源处于弱势。在不同的舆论场中,舆论行动者运用的舆论资源和话语方式也会不同。比如,支配阶层的舆论场与被支配阶层的舆论场,其舆论逻辑和话语方式往往是不同的。

二、分化与竞争

中国当下舆论场可分为由主流媒体支撑的官方舆论场和由非主流媒体支撑的民间舆论场。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关系格局并非一成不变,其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渐进式演化过程。

四十多年前,中国舆论场主要以官方舆论场为主。当时的官方舆论场以绝对强势的独大局面深刻影响着整个舆论场;相比之下,那时候民间舆论场虽然也存在,但多以隐性的方式存在,其影响微乎其微,这种舆论场域格局与当时高度闭合的社会结构是同质的:即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也就有什么样的舆论格局。这样的社会结构是板结的、固化的,舆论场的结构也是高度均质的、单一的,符号资本也是由支配阶层垄断的。社会结构的板结化、舆论场的一元化,严重窒息了社会活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启动的。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双轮驱动,使得板结的社会结构渐渐松动。舆论场也渐现活力,思想解放带来舆论场的复苏,舆论场的结构开始出现松动。此前,“大一统”的舆论格局开始出现分化。这主要归因于中央决策层自上而下的媒体改革,恢复了媒体与松动的社会互动功能。传媒改革赋予媒体更多与经济、社会互动的功能,媒体的功能结构不再单一,媒体结构发生分化,一些市场化媒体渐次发育起来,其社会代言能力增强,让媒体与中国改革开放同频共振,甚至在同一媒体集团内部出现多种声音的合唱,不同媒体或频道以宽幅内容区间去满足分化社会以及分众化媒介市场的需要,舆论表达空间得以拓展,中国舆论场分化趋势渐显:市场化媒体的舆论表达发生重心位移,它们开始亲社会、亲市场,在国家/社会结构中,对“社会”保持亲和力。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媒体格局出现分化,社会声音渐显,民间舆论场显山露水,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竞争进入公共视野。

互联网没有全面崛起之前,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尚能保持微妙的平衡。民间舆论场有多元声音的表达,有杂音,但毕竟不是主流,对官方舆论场没有构成太大的冲击。究其原因,盖在于:影响中国政治传播的根本体制没有变化,即坚持执政党对宣传舆论的绝对领导权,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根本要求没有变化,执政党对中国舆论场以及媒体改革的整体方向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媒体所有权和资本结构来看,大多数的市场化媒体属于国有资产,尤其是那些从事新闻内容生产的市场化媒体(如都市报),隶属于主流媒体范畴。

互联网的迅速崛起,打破了中国舆论场格局的力量平衡。互联网在中国崛起之前,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与传播权力结构是基本一致的。媒体资源、传媒改革的路径和传播权力基本上都由官方负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兴起,改变了中国既有的传播格局,这一深刻变化源自于新媒体所释放出的巨大活性。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具有惊人的“破茧”能量,它能摆脱来自于社会制度和资本的控制,打破既存的传播权力格局。互联网为中国社会开辟了新的传播权力空间和表达空间。互联网解构并重新建构了中国社会生活网络的主要框架,成为社会生活领域中重要的权力来源。多样化的传播主体之间在跨越时空中所形成的复杂关系,让原有的传播权力中心出现了分化、转移,“传播”在一种不稳定、不确定的过程中,导致权力与权利的不稳定性,这对习惯于统一、秩序化的权力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⑦

新媒介技术活性赋予了网络空间以新的活力,这种新活力对传统的传播权力格局构成强劲的冲击。在互联网领域,当“1.0版传播技术”的活性还未结束之时,“2.0版传播技术”又横空出世。层出不穷的新一代网络传播技术总能突破其身外的束缚,又开拓出新的网络空间。当“2.0版传播技术”活性衰退之时,“3.0版传播技术”则又破茧而出,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新媒介技术的活性空前扩张,流动的网络空间给网络空间治理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

原先分化的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因网络媒体的全面崛起,传播力量对比出现结构性的改变:官方舆论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被挑战;民间舆论场的力量不断在增强,舆论场上的“此消彼长”趋势愈加明显。官方舆论场的议题设置能力、舆论引导能力和舆论议题的触达率都面临巨大挑战,官方舆论场发出的声音有时候难以被广大的网民听到和接受。而民间舆论场则出现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局面,有的新(自)媒体机构和“大V”片面追求个人或局部利益,他们在舆论场上责任缺位、公信不彰、操纵舆论、混淆视听,将民间舆论场视为个人名利和机构利益的名利场,无视舆论场的公共伦理和秩序安全,随意排放负能量的声音,对公共舆论构成不同程度的干扰,严重影响了中国舆论场的健康、有序、良性发育。

三、从竞争到融合

党的十八大之后,面对中国舆论场的现实境况,最高决策层从国家战略高度全面考量互联网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把互联网治理纳入国家战略议程,在战略上进行科学布局,重整中国舆论场新秩序。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从两个维度来进行战略布局:

1. 控制民间舆论场的“野蛮”扩张,推动民间舆论场的主流化

健全的网络空间治理规制,对改变目前的舆论场域现状有着积极的作用。管理者借助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以及技术手段,构建起了一个巨型的网络规制防护网,使得新传播技术能始终处于可控的范域之内。近年来,新媒体管理者加大了管控力度,多管齐下,加大对新媒体的行为规范,尤其是对新闻资讯的生产与传播作出了严格的要求。国家网信办1号令(2017)第五条明文规定: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客、微博客、公众账号、即时通信工具、网络直播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禁止未经许可或超越许可范围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包括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转载服务、传播平台服务。可见,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机构必须是新闻单位及主管或控股的单位,新浪、腾讯等门户网站是没有资质的,也就不可以独自采制传播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评论。没有上述背景的时政类个人公众号,更不能继续提供时政类信息。另外,对新媒体的评论功能也作出了严格的规范。近年来,新闻资讯的社交化和互动化的趋势明显,“无社交不新闻”,甚至无评论不新闻,在一些新媒体平台和社交平台上新闻与评论之间互动日趋活跃。有时,一条新闻价值平平的新闻竟能成为热点话题,在网友讨论区引发热议,其中,网友的评论贡献不菲。为此,网络监管部门也加大了对评论的监测和管理,防止评论将舆论的走向带偏。

有研究者发现,2011年之后出现了一个“分水岭”,政务微博等主流话语开始大规模进入网络舆论场,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逐渐融合,整个互联网舆论生态进入调整时期。此前,舆论场内部共识度与其对政府的认同度负相关,即舆论越是质疑和批评政府,就越是团结;但2011年之后变为正相关,即各舆论场越是质疑和批评政府,其内部争议就越多,而在对政府进行积极评价时则更显得团结一致。⑧2014年中国舆论场的变化相当明显,由互联网“大V”为舆论设置话题、甚至引导网民好恶的情况大规模消退,主流价值观重新在网上变得枝繁叶茂。⑨中国舆论场的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加强网络舆论治理不无关系。特别是2013年下半年展开的打击网络“大V”行动,秦火火、立二拆四、薛蛮子等网络“大V”相继倒下,网络“意见领袖”在网络空间中呼风唤雨的势头得以遏制,网络民间舆论“流动性过剩”显著改观。当下中国网络空间中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原先由民间舆论控场的格局被改写,官方舆论场的力量强势反弹,其原先的被动局面得以转变。

民间舆论场并不是负能量的专场。在民间舆论场,同时存在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的舆论。近年来,民间舆论场也主动向主流靠近,推动民间舆论场的主流化。尤其是那些在民间舆论场拥有超强舆论议题设置能力和导流能力的头部新媒体平台和机构,主动对接主流舆论导向,在一些重大舆论议题上,与官方舆论场同频共振,共筑“同心圆”,引导网络舆论场走向风清气正。

2.打造新型主流媒体,贯通两大舆论场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将媒体融合这一产业现象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提出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这一政策意在改变此前主流媒体话语权下行的被动局面。四年多来,推动主流媒体融合发展成为打通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必经之路。官方舆论场主要依靠主流媒体来支撑,主流媒体要系统突破、全面创新、形成整体优势、破局之势,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改变当下的被动局面。主流媒体如若按兵不动,不主动改革和进行自我革命,那么官方舆论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可能做大。党中央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对推动主流媒体融合改革作出战略设计和布局,并采取有效的政策安排,整体推进主流媒体的融合转型。在这场主流媒体融合转型实践中,中央级媒体以人民日报为代表,地方媒体则以上海报业集团为代表。

人民日报新媒体转型起步早,近几年加速度推动融合转型,打造新媒体矩阵,构建全方位对接当下传播格局的新型主流媒体平台。通过流程再造,打破此前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建成了扁平化、柔性的组织架构。人民日报这次主要从内部组织再造角度,从内部改变主流媒体的传播结构和权力格局,此举比此前从“体外”边缘突破,又空前地推进了一步。上海报业集团从2014年开始,以打造新型主流媒体集团为目标,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形成“三二四”为标志的媒体融合格局:以上观、文汇和新民邻声为标志的传统主流媒体的互联网主阵地;以澎湃、界面为标志的现象级互联网新媒体;以第六声、摩尔金融、唔哩、周到为标志的互联网细分市场项目。尤其是澎湃、上观、界面三大平台,已成为现象级的新媒体平台,在中国舆论场中的影响力显著。

四、结语

从当前中国舆论场的态势看,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战略努力,舆论场中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显著变化。官方舆论场的主场优势渐渐显现,民间舆论场的“非理性”喧嚣得以抑制,彼此之间的鸿沟渐渐缩小、弥合。以主流媒体为支撑的官方舆论场,因主流媒体的主动转型和积极作为,其被动局面有明显改观,官方舆论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快速在提升。与此同时,官方舆论的代言区间得到大幅度的拓展,对社会诉求和社会需求的回应也变得更加及时、有效,对舆论议题的设置能力也有了长足的跃升。民间舆论场主动对接主流声音,从而出现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从竞争走向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之间共同支撑当下中国的社会共识。

但是,上述格局尚在动态的过程中,现有的发展趋势并不能完全说明官方舆论场的优势地位是稳固的、可持续的;而民间舆论场的收窄也不是长期的。从目前的舆论场格局看,对官方舆论场的发展是有利的,但也不能盲目乐观。关键要看,主流媒体的融合转型能不能找到整体性的最优解。目前,主流媒体的融合转型进入了“下半场”,虽有成功的案例,但毕竟还没实现全部的战略目标。未来,要实现整体性的成功,还需要我们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增进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国际理解与国际传播策略研究”系列成果之一]

注释:

①[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34页。

②[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38页。

③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6页。

④[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42-146页。

⑤[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42、144页。

⑥[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86、87页。

⑦师曾志、胡泳等:《新媒介赋权及意义互联网的兴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页。

⑧祝华新:《2014:“两个舆论场”共识度增强》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2/25/c_1113781054.htm

⑨社评:《2014,互联网舆论场的转折年》, 环球时报,2014年12月27日。

(本文原载自《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4期,原题为《两大舆论场:从竞争到融合》,学术引用请以纸质内容为准,转载需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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