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中国公共关系之父:外国品牌必须在中国遇到的人
备注 图片 中国
作者: VogueBusiness
2020-06-20 06:07:31
[ 闻蜂导读 ] 创意和时尚界之外的人可能很少听说过“杜孟”这个名字,但在过去的40年里,他是外国品牌进入中国时唯一肯定会接触的人。 杜孟被公认为“中国公共关系之父”,但很少在媒体上曝光。20世纪80年代,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独立的公共关系和沟通组织——中法公共关系公司(Interasia)。他率先将危机管理、政府事务及其他公共关系和传播服务引入中国,迅速赢得了许多财富500强客户

创意和时尚界之外的人可能很少听说过“杜孟”这个名字,但在过去的40年里,他是外国品牌进入中国时唯一肯定会接触的人。

杜孟被公认为“中国公共关系之父”,但很少在媒体上曝光。20世纪80年代,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独立的公共关系和沟通组织——中法公共关系公司(Interasia)。他率先将危机管理、政府事务及其他公共关系和传播服务引入中国,迅速赢得了许多财富500强客户,成为传播领域的先驱。八年后,他将公司卖给了埃德尔曼国际公共关系公司,并被任命为该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兼亚洲总裁。

杜孟的长期领导理念是专注于改善运营结果。它受益于亚洲、欧洲和美国丰富的商业经验,以及广泛而深入的国际视野。从2006年到2018年,他担任全球最大的广告和传播集团Omnicom集团的全球副主席和亚太区主席。除了策划大中华品牌的发展战略和拓展业务范围外,他还推动了与清华大学的合作,并将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学楼命名为“鸿蒙大厦”。同时,他长期担任许多商界领袖的顾问,并担任许多著名机构委员会(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永久顾问。

回顾他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不难发现杜孟擅长在充满挑战和不断变化的市场中建立和管理公司。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一直积极从事公益慈善和社区服务。他视自己为全球公民,并将自己的角色从商业扩展到慈善事业,尤其是健康和教育。因为他认为企业不仅要以盈利为目标,而且社会责任也是企业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杜孟致力于慈善事业,并将注意力转向投资。由于他在商业、慈善、卫生、文化和教育领域的杰出贡献,他得到了许多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认可(如法国的“荣誉勋章”),并获得了许多奖章和荣誉(如Sabre亚太杰出个人终身成就奖)。

第一个十年:1980~1990

问:那个时代你为什么要来中国发展?

答:事情必须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那时,我是巴黎索邦大学的大一新生。我对美国非常感兴趣。我去过那里两次,并计划以后住在纽约。当一个朋友邀请我去中国台湾时,我去了那里。起初,我有权休假几周。后来,这次旅行改变了我的生活。

我非常感谢我的祖国法国,因为我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是这次旅行让我意识到,到目前为止我所接受的教育过于集中于西方文化,我希望成为一名世界公民。这种教育是不够的。我非常了解朱利叶斯·凯撒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但我对影响世界上最大群体的历史事件知之甚少。想想看,亚洲拥有世界60%的人口!其次,学校灌输给我的知识是陈腔滥调,我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几乎一无所知。五分之一的人是中国人,中国未来在世界上的地位必然非常重要。对历史一无所知使人难以理解未来。

所以我决定搬到中国台湾,住三年。我从头开始听、读、写普通话,并在中央研究院政治科学研究所学习。

我第一次来中国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次旅行开阔了我的眼界,改变了我的世界观。“旅游业是偏见、偏执和狭隘的杀手。如果你一辈子都生活在一个角落里,你将无法对人类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有一个广泛、全面和人道的了解。”这些话来自马克·吐温,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

问:你创建了中国第一家独立的公关传播公司,被誉为“中国公关之父”。当时,中国的媒体、广告和公关行业的状况如何?

答:20世纪80年代,我从巴黎一家薪酬丰厚的公司辞职,来到中国建立了一家公关传播公司。我周围的每个人,包括我的父母,都觉得这样做是错误的。这条路现在很常见,很多人都在走,但是一般人不会走三四十年前的中国路。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时候,一些法国媒体仍然称我为新时代的凯尔·波罗,这表明了我采取这一举措的风险有多大。

当然,你必须根据当时的背景了解他们的反应。20世纪80年代,中国贫穷落后,其外交政策远不如现在成熟和开放。因此,在中国做生意完全是出于西方人的考虑。那时候,日本是个大热门,我也学过日语,但是我的内心非常清楚,中国是最值得期待的国家。

坦率地说,我从未梦想过中国会增长如此之快。在短短的40年里,中国完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这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可能需要两个世纪。当我第一次踏上中国时,我经常在大城市看到四轮车或驴车。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不退缩。

我尽力使用最先进的设备。我们有中国最早的传真机和手机。然而,我们发现城市公共建设跟不上他们,必须分开解决。当没有电脑时,我们将使用一台巨大的打字机来代替,我们必须请另一名专职人员来帮忙,因为只有他知道如何操作这台机器。拨打海外电话需要通过接线员预订,这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在那些日子里,拥有一条电话线仍然是一件罕见的事情。

在服务业,人才是最重要的,但他们不容易找到。你不能指望猎头会帮你找到他们,因为根本没有猎头。你也不能从你的对手那里挖人,因为他们还没有出现。你必须学会在政府机构中寻找核心人才,你必须努力寻找潜在人才。例如,他们不必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无论如何,我们会在加入公司后安排很多培训。

另一个问题是北京没有办公室。几乎所有的外国企业都在北京饭店或国家饭店设有办事处。我想要一个不同于酒店的地方,一个与中国文化联系更紧密的地方。我参观了许多地方,最后,在当地官员的建议下,我选择了宣武公园的一个带池塘的中国庭院。

总的来说,当时的行业性质非常不同。现在每个人都在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来增加销售额。但是在那个时候,即使是行业中最著名的品牌在中国也是未知的。我们不仅要提高品牌意识和类别意识,还要鼓励消费者尝试他们从未尝试过的东西,如巧克力、肯德基等。与此同时,“奢侈语言”应该谨慎使用,因为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会引起不满。

问:在此期间,你达到了哪些里程碑?

答:有很多例子。那是所有国际品牌企业都在考虑进入中国的一代人。

帮助维达·沙宣进入中国市场是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项目。它是首批进入中国的高端品牌之一。维达·沙宣和他的妻子为此多次来到中国。我邀请他们在家吃饭。之后,他在我的留言簿上留言说未来是可以实现的。

问:当时国内时装业的情况如何?

大多数人都穿着灰色中山装,但很快我们就看到了“颜色的大爆炸”。

最早的外国时尚品牌是皮尔·卡丹。他是一位先驱者,他的中国搭档宋怀贵是一位非凡的传奇女性。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经常在皮尔·卡丹的法国餐厅马克西姆举行会议。

蒙塔格特当时也进入了中国。这是一个中档法国品牌,但在中国,它被定位为高端品牌。我的第一场(或者至少是第一场)外国模特时装秀就是由这个品牌主持的。蒙塔格特后来非常成功,证明在特定的市场条件下,正确的定位就是一切。

20世纪80年代,杜孟在北京大街被拍到。

资料来源:杜孟

飞利浦南京长江大桥照明仪式。

资料来源:杜孟

第二个十年:1990-2000年

问:你已经策划了很多时尚活动,包括芬迪长城秀和路易威登长跑。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些大型活动在中国时尚界扮演了什么角色?

答:这些年来,我们策划了许多微妙的历史性活动。2004年,历峰集团第一届“手表与奇迹”亚洲高级手表展也在中国举行。历峰集团的所有品牌,包括卡地亚、皮亚杰和江诗丹顿,首次在紫禁城举办了联合活动。

20世纪90年代末,路易威登举办了该行业首次古董车长跑。路易威登的确有远见。当时,他想到在中国举办这样一个大型活动。做这项活动并不容易,因为每个人,包括地方政府官员,都是第一次做。

至于芬迪长城展,当时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伯克找到了我,并讨论了这个大胆的想法。每个人都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也这么认为,但他坚持这么做,我们都非常喜欢这个想法,所以我们安排了一个由代理商、顾问和供应商组成的团队专门做这个活动。活动前一天晚上,我在北京的家中举办了一场晚宴,邀请了卡尔·拉格费尔德、伯纳德和艾琳娜·阿尔诺、迈克尔·伯克、西德尼·托莱达诺、西尔维亚·芬迪和其他人参加。这个项目极其复杂,但我们做到了。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一幕!

问:在同一时期还实现了哪些里程碑?

答:人们在谈论中国时会想到经济,但我认为经济增长和文化大变革背后的人们值得更多关注。

过去,中国人接触西方国家及其文化的机会较少。现在人们开始慢慢接触西方音乐,古典音乐或流行音乐,以及迪斯尼或芝麻街的卡通人物。我们甚至看到了当地流行文化的诞生。

人们的心态正在改变。我曾在20世纪90年代看过《维纳斯》,当时我是一名著名的男舞蹈家,但几年后我成为最受欢迎的女编舞和舞蹈家。她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接受变性手术的首批中国人之一,打破了无数禁忌和陈规。

1990年,Interasia位于北京宣武公园的办公室。

资料来源:杜孟

印有M & ampm标牌车。资料来源:杜孟

路易威登古董车长跑

路易威登古董车长途锦标赛海报

2007年芬迪北京长城展。

照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第三个十年:2000-2010年

问:从2006年到2018年,你是Omnicom集团的全球副主席和亚太区主席。你为什么加入这个团体?那段时间你做了什么?

答:我是一名企业家,管理过许多大型组织。我选择加入的原因是像鸿蒙这样的团体吸引了我。

宏碁是美国最大的营销、广告、媒体和通信服务控股集团。该集团拥有业内知名品牌,如BBDO、DDB、特百惠、弗莱施曼赫拉德、凯彻姆、Interbrand、PHD和OMD。在这里,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行业,对行业的规律和特点有更深的理解,包括各种商业模式和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这些都有助于我积累行业的专业知识。

可以说,鸿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了解这个行业过去是如何成功的,以及未来的成功机会。

问:在鸿蒙集团任职期间,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答:我认为由别人来决定这个问题更合理,但我想说:这是一个“人类的产业”。最后,你必须关注那些对企业经理和客户有直接影响的领域,帮助他们达到更高的水平。如果要我选择一项成就,我认为把鸿蒙大学带到亚洲是我最难忘的事情。

当一个企业规模高达150亿美元,拥有7万多名员工,管理着数百家代理商、数十个品牌,并为全球数以千计的客户提供服务时,你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鼓励员工一起工作,并向客户提供一个美丽的答案,这绝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

这就是鸿蒙大学的宗旨。洪猛大学在波士顿的巴布森学院开始上课,哈佛教授在那里教授领导力。在中国,我们与上海中欧管理学院合作。学生们每年都从全国各地来学习领导技能和案例研究,以了解如何解决实际问题。

鸿蒙大学可能比我做的其他事情有更大的影响,它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更多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的价值比新业务的成功、核心经理的聘用或收购协议更为宝贵,尽管所有项目都很重要。

另一件让我感动的事情是2006年鸿蒙大学成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把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学楼命名为“鸿蒙大厦”。我一直相信教育的力量,所以我很高兴能够为教育做出贡献。

问:当时中国时装业的情况如何?

答:当时,所有主流时尚品牌都进入了中国。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我有幸为许多品牌工作,许多设计师在他们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也以同事身份参与其中,包括乔治·阿玛尼、蒂芙尼的埃尔莎·佩雷蒂、卡尔·拉格费尔德等。

我还有幸作为中国的荣誉代表参加了法国美术工业联合会。这让我深深明白,这些非凡而杰出的时装是法国传统的一部分,我从心底里对它们怀有无限的敬意。

2004年,阿玛尼先生访问北京

资料来源:杜孟

伯纳德·阿诺特和杜孟。

资料来源:杜孟

在2007年芬迪北京长城展之前,有一个伯纳德·阿诺特和卡尔·拉格费尔德的私人晚宴。

资料来源:杜孟

在2007年芬迪北京长城展之前,有一个伯纳德·阿诺特和卡尔·拉格费尔德的私人晚宴。

资料来源:杜孟

法国前总统Giscard d & # 39埃斯廷授予杜孟荣誉勋章。

资料来源:杜孟

2004年,历峰集团的“手表与奇迹”亚洲高级钟表展在北京紫禁城举行。

资料来源:杜孟

杜孟担任联合国艾滋病大使。

资料来源:杜孟

第四个十年:202020年和未来

问:12年后你为什么离开鸿蒙集团?

答: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我内心的企业家精神从未停止过。我已经提心吊胆很久了,我想回到企业家的世界,探索不同的做事方式。浩瀚的海洋和广阔的天空没有界限空。其次,我想在慈善事业上花更多的时间。

温斯顿·丘吉尔爵士曾经说过:“我们靠我们得到的东西生活。我们通过给予创造生活。”时间是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它是有限的。必须优先考虑并明智地使用它。

问:中国媒体、广告和通信行业今天面临哪些挑战?

答:我不会关注“挑战”这两个词,因为无论你做什么,总会有挑战。我认为关键是“机会”。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3000亿美元飙升至14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这是一个在数字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市场,移动支付技术首先被引入。中国消费者接受了数字生活方式,并催生了阿里巴巴、腾讯、京东和百度等新巨头。这为通信行业创造了许多机会。这是一个在中国建立公共关系公司的机会。去年,中国的公关行业价值约620亿元。四十年前,中国没有广告业。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广告市场。中国经济增长最近放缓是事实,但我相信中国将继续给世界带来惊喜。

公共关系是一个不断重塑自身的行业。这是普遍适用的真理。考虑到中国的发展速度,这个道理在中国更是如此。在这个行业,机会是无限的。

问:可持续发展和时尚面临哪些挑战?

答:时装业是世界上最大、最有活力、最有影响力的行业之一,每年创造超过115亿元的收入。然而,它也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行业之一。时尚有足够的能力在引导人们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幸运的是,企业都在行动。

七国集团会议期间公布的“时尚协定”值得称赞。克里姆林宫的总统弗朗索瓦-亨利·皮诺特说,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已经安排他号召品牌加入“联盟”。目前,超过32家公司和大约150个品牌已经加入。根据他的声明,该协议围绕三个领域的科学目标: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恢复和海洋保护,换句话说,减少一次性塑料的使用。联合利华前首席执行官保罗·波尔曼和他的团队已经做出了积极回应。

像这样的倡议已经证明了一件事:行业领导者一起工作,一起行动。由此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他们无法单独实现这一结果。我们只有一个星球。随着全球人口越来越富裕,我们必须开始考虑如何消费更环保。

问:你刚刚提到你想在慈善和投资活动上投入更多时间。你能和我们分享你的具体计划吗?

答:早在中国意识到艾滋病的严重性之前,我就在中国组织了第一次名人艾滋病舞会。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话题,但为了提高人们的预防意识和筹集资金,我决心征服这一复杂的挑战。最后,在联合国、艾滋病研究基金会、欧洲联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贝利·马丁基金会的支持下,活动成功举行。中国在抗击艾滋病的斗争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非典爆发期间,我是世界卫生组织和北京市政府的顾问。疫情结束后,我意识到让一些尖子生参与重大沟通挑战的好处,因此我与中国青年发展基金会和UNAIDS合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设立基金,在日内瓦、曼谷和北京的三个联合国办事处提供奖学金和实习机会。

当时,我也是UNAIDS的特别代表。一起工作的彼得·皮奥特博士是这个部门的执行主任,他比我更有经验。他告诉我,面对艾滋病,记者和传播者比医生能拯救更多的生命。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看待公共关系行业。那一刻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从那时起,我不断提醒自己要努力实现世界对我们寄予的厚望。

我非常幸运能够见证甚至参与中国一个非常独特的时代。我坚信世界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我期待着历史的下一章。未来一定会更有趣!

杜孟和杨紫琼。

资料来源:杜孟

2018年,杜孟基金会在中国云南启动了一个慈善项目。

资料来源:杜孟

杜孟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资料来源:杜孟

更多关注微信公众号:jiuwenwang

相关文章

  • 刘旷的头像

    刘旷

    购团邦资讯网创始人

  • 冯耀宗的头像

    冯耀宗

    IT评论者、互联网观察员、SEO专家

  • 卢松松的头像

    卢松松

    百强自媒体、IT博客50强、创业者

  • 康斯坦丁的头像

    康斯坦丁

    知名IT评论人,科幻星系创建人,多家知名媒体及企业特邀顾问专家

  • 王雪华的头像

    王雪华

    RUN媒体创始人

  • 月光博客的头像

    月光博客

    知名IT独立博客作者龙威廉


  • 验证码: 看不清?点击更换 看不清? 点击更换
  • 意见反馈
    意见反馈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