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增长面临天花板,大多数人消费力不足,中国“扩内需”从何着手?
中国
作者: 大势看财经
2022-07-20 07:45:10
[ 闻蜂导读 ] 文|《财经》记者 邹碧颖 编辑|王延春放眼全国,“扩内需”已经被普遍视作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所在,并将决定中国“十四五”时期乃至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前这一更长时期的经济动能转换成败。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十四五”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

文|《财经》记者 邹碧颖 编辑|王延春放眼全国,“扩内需”已经被普遍视作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所在,并将决定中国“十四五”时期乃至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前这一更长时期的经济动能转换成败。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十四五”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扩内需”正在加速成为中央及地方政府稳经济的重中之重。中国自2015年开始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正处于调整之中。去年11月25日,刘鹤副总理在《人民日报》发文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在供给侧,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产品和服务的品种、质量难以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市场需求。同时,要高度重视需求侧管理,始终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扩大内需”既包括促进就业、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的撬动作用等传统的总需求调控,也包括有关需求侧改革的内容,例如: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完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提高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等等。为了涵盖上述两方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统合以“需求侧管理”一词进行描述。可见,无论是否出现逆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或是中美贸易战,中国选择“扩内需”的战略转型都是必然。《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保持GDP增速在6%以上。国内外机构及经济学家多预估中国GDP增速在7%至9%之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1年世界经济实际GDP增长率将达5.5%,而中国有望实现8.1%的增长,超过美国、德国、韩国、俄罗斯、日本等国。世界银行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或达7.9%,超过全球4%的GDP增速,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复苏。中国经济规模在2030年超过美国已是大概率事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加快赶美速度,预计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会提前至2028年。而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预计,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时间,或将提前至2026年之前。从长期看,中国社会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节点,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产业链供应链外迁、少子老龄化加重人口危机、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减碳承诺的截止日期日益逼近,使得中国经济面临下行风险。从中期看,新冠肺炎疫情的彻底结束未可知,拜登上台后的中美博弈将走向何方尚待观察,去年的全球救市大放水是否将造成大通胀更是引发强烈担忧。短期而言,李克强总理指出,国内疫情防控仍有薄弱环节,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01.5986万亿元,同比增长2.3%。“三驾马车”中,投资拉动GDP增长2.2个百分点;出口拉动GDP增长0.7个百分点;消费则下拉0.5个百分点。外需存在很大变数,不宜将出口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张燕生指出,过去十年,全球货物贸易量的增长率是全球GDP增长率的0.5倍或更低。超级全球化收缩、全球供应链收缩、全球货物贸易和直接投资萎缩已是一个既成事实。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由2006年的64.2%下降至2019年的31.8%,出现了腰斩式变化。当下,中国经济学界的基本共识是,转换经济发展动能势在必行,关键是要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战略,畅通国内大循环,立足“扩内需”的战略基点,着重扩投资、扩消费。而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向《财经》记者指出,中国消费的潜力相当可观,但是如果没有投资先行于首道环节,在经济运行中对后续的消费形成可持续的支撑力,一味扩大消费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逻辑上讲,首先要使有效投资支持的有效供给不断引导和满足消费侧需求,使得内循环可持续。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预计,2021年中国投资增速也会在8%左右,绝对水平高于去年。未来一年、“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远的一段时期,中国扩投资的空间会在哪里?房地产方面,2020年,中国房地产业开发投资14.144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0%,带动了固定资产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去年监管层释放的“三道红线”确定信号,导致市场认为房控政策趋严,但货币宽松和经济重启后的刚性需求释放促使房地产销售走俏,反而刺激了投资。对于2021年房地产的投资,管涛指出,房地产信用收紧的消息频出,会否引发商品房销售增速出现下行拐点仍需观察。中国房地产政策可能借鉴了日本地产泡沫破裂的经验,房地产投资和房价大幅下滑的可能性不高,2021年的房地产投资预计中规中矩。特别是城市群建设中大城市住房问题需要得到解决,房地产投资仍然存在增长空间。至于基础设施投资,能否持续发力拉动经济?去年全国“两会”批准了1万亿元特别国债并将财政赤字率提升至3.6%以上,但基础设施投资仅增长0.9%。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1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65万亿元,优先支持在建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100亿元,继续支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工程,推进“两新一重”建设,实施一批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发展现代物流体系。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3万个。不过,许多经济学家指出,路水电气网等建设空间正逐渐缩小,传统基建的投资空间已趋向饱和。管涛预计,2021年的基建增速可能仅小幅增长。更大的空间关键在于新基建。据国家发改委定义,新基建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大领域。全国人大代表、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建议,加强国家层面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新基建”发展白皮书》预计,到2025年,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新基建领域直接投资将达10万亿元左右,带动投资累积或超17万亿元。复苏最为滞后的制造业投资又将如何?2020年,制造业投资出现2.2%的负增长,掣肘经济增长。但伴随全球需求逐步复苏,企业家的投资信心也将回升,制造业投资也会回暖。尤其在中国,去年四季度主要金融机构投向工业的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连续六个季度增速上升。管涛分析,从贷款到投资存在时滞,加上低基数作用,今年制造业投资应该有较大反弹,可能会高于整体投资增速。另有经济学家预计,叠加2020年暂缓的投资需求释放以及低基数效应,中国制造业投资在2021年或将增长10%左右。从长期看,中国制造业投资分类中的高新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也存在很大增量空间。去年全球进入“大封锁”状态,中央多次强调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形成更多增长极。2020年,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高达10.6%。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深入谋划推进“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增长10.6%,鼓励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延续执行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75%政策,将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等举措。管涛分析,作为“十四五”规划的重中之重,科技创新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速改善的重要发力点,而新基建也主要面向高技术产业,因此高技术产业有望迎来长期增长。综合马晓河等经济学家的观点,未来中国的投资具体存在三大空间:第一,传统投资领域在边远地区、农村地区剩下的“最后一公里”仍待加强,农村的路水电气、地下排污、环境改造等尚须完善;医疗、文化、教育等民生领域也需加强投资。第二,通过投资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努力构建城市网络群拉动经济增长。第三,向以新基建为代表的、可为未来经济培育潜在增长力的领域投资。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内的诸多经济学家已针对中国投资率长期偏高、消费率长期偏低作出过警示:而扩消费,才是中国在2021年乃至“十四五”时期扩内需的主要发力点。2月中旬,读者在《财经》杂志一篇关于扩消费的微信文章下留言感叹,不是不想消费,而是没钱消费:“蔬菜已经涨成五花肉,五花肉涨到牛肉”、“房子都榨干好几代人了,月月工资还没捂热就还了车贷房贷,还能有多少钱去消费?更何况还有教育、医疗、养老压力。工资不升、假期没有,积蓄没有,怎么消费”。另一方面,中国的部分高端消费领域还在持续增长。2020年,中国成为了全球奢侈品市场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内地奢侈品消费逆势上扬近50%。茅台酒价格飙涨,一瓶难求。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李迅雷也观察到,2020年中国高端白酒的销量增速在10%以上,豪华车的销量大概维持20%增长。2020年中国居民收入全年少增约1.7万亿元,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下滑4%,社会最终消费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去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上涨为30.2%:住户储蓄同比多增1.6万亿元,多数人倾向于存钱,并减少了对鞋服、化妆品、金银珠宝、家具、汽车等商品的消费,几乎是重新回到了2016年时的消费水平。之所以出现消费分级现象,原因在于收入的分级。从2012年开始,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已经从10.6%下滑至2019年的5.8%。去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导致企业工厂停工甚至倒闭,许多人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工作收入,西南财经大学的研究表明,低收入阶层在收入方面受到的冲击大于高收入阶层。加之,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央行普遍采取货币宽松政策,加大了超级大通胀发生的可能,贫富分化加剧的风险还在上升。财富趋向于少数人,更多人缺钱消费。在此大背景下,中国如何扩内需?如何扩消费?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核心在于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从而挖掘出更多潜在消费力量。《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提到,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而这背后,保企业、保就业、稳收入乃是最为根本的前提所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育儿、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提升,也均缺一不可。首先,如何保住市场主体、稳收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提出,2021年要将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贾康指出,中国拥有近1亿的个体户和小微企业,目前国有企业可提供的新增就业空间狭窄,而小微商主体则提供了90%以上的新增就业机会,他们在面对信息化与人工智能技术挑战时,面临很大的生存风险,因而需要通过各种政策组合去促进其发展。减税降费是关键。2020年中国累计为企业新增减负超2.5万亿元;全国5000多万户小规模纳税人中近九成免征增值税,余下600多万户征收率从3%降为1%,减免增值税超过900亿元。同时,阶段性减免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养老、工伤、失业保险费占三项社保费全部减免额的近90%。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继续提出,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100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中小企业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再降10%。未来针对企业的减税降费能否继续加码?贾康告诉记者,若要继续为企业减税,主要还须从增值税打主意。针对企业所得税,中国近年已采取一系列减负措施。25%的标准税率与特朗普在美国减税后的22%相比,仅高3个百分点。而实际上,大量中小企业的企业所得税都是减半征收,即12.5%;高新技术企业和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则早已是15%,明显低于美国水平。他认为,现在较高的企业所得税其实主要在金融垄断行业。考虑到财政运行的可持续性,企业所得税继续减少的空间确实不大。实际上,对于中等收入群体,也有不同的衡量标准。下一步,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中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着手,如何更加系统性地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一次分配在最初的生产经营领域,资金、技术、管理、生产资料、劳动力等要素都要参与分配。其中,管涛认为,劳动报酬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过去,外界诟病中国科研人员收入与国际水平不匹配,人才流失严重。目前,中国已经推动劳动要素市场流通的政策改革,如畅通职称评审渠道。未来还可能通过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分红制度,推广员工持股制度,探索农村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等方式,继续完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以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社会保障支出等为主要手段,则更多注意均平,结果不能太悬殊。贾康强调,二次分配中,要通过财政对低收入阶层、残疾人群、弱势群体以及欠发达区域进行转移支付,保障其基本生活。此外还特别需要通过直接税进行抽肥补瘦,并形成合理的制度性安排。而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再次建议,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以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同时减少申报时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降低运行成本。而在二次分配中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方面,中国还有哪些提升空间?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政府的医疗、教育、养老支出,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一大呼声。有专家建议,要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加大力度补齐教育设施和学位供给短板、支持社会办学和“公办民营”办学模式,落实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中考、高考政策等等。围绕民生“七有”,通过三个五年规划的滚动实施,逐步健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体系。陈玉宇也强调,促平等政策中,通过财政支出继续推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均等化是最好的选择。陈玉宇指出,过去30年,由于收入分配政策的有效作用,全球仍有三分之一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没有扩大。中国政府和民众已经意识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目前挑战在于,是以牺牲市场经济、不理性的、伤害持续发展能力来作出改变,还是以一个良好设计的、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政策进行改变?这需要通过更多研究挖掘良策,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活力,又能抑制收入分配不平衡带来的巨大挑战。新型城镇化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基点,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每1个农民工带1个配偶和子女在城镇定居,大约能拉动消费支出4.4万元、固定资产投资约5万元,潜力可观。可以将农民工作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首要对象,通过“存量带增量”的方式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居民消费率偏低仍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综合各方面专家意见,未来中国新需求的增长极可能出现在四大领域,分别是: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下沉市场,以及要素市场。一方面,传统消费处于转型中,新型消费日新月异。去年疫情期间,防疫隔离和居家办公限制了人们外出消费,网络数字技术反而催生了直播带货、社区团购、在线教育、远程会议等新业态新模式。而发放数字消费补贴、举办网络购物节等方式,也刺激了餐饮、旅游、交通、文娱等行业的复苏及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现代化服务业,也是消费升级新形势的一大看点。今年1月底发布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已经提出,支持外资在内的社会资本依法进入银行、证券、资产管理、债券市场等金融服务业,同时减少医疗、教育、体育、托幼、环保、市政等重点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刘俏指出,2035年随着强大国内市场的形成以及消费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居民消费率将提升至约60%,而服务消费占消费总额的比重将从目前的45%提升至60%。此外,以三四五线城市以及县乡为代表的下沉市场,也有望开拓出更多促需求的空间。商务部数据显示,五年来,乡村居民“买买买”水平不断提升,城乡流通发展差距逐步缩小。数据显示,2016年-2019年,中国乡村社零总额年均增速为9.5%,高于城镇7.9%的年均增速;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速为9.6%,高于城镇7%的年均增速。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显示,近年来,中国乡村消费增速持续快于城镇,成为挖掘消费潜力的重要着力点。“未来的下沉市场依然大有文章可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下沉市场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的基本走势。”付一夫指出,三线以下城市、县镇与农村地区的市场是泱泱大国的基本盘。近些年来,下沉市场彰显出的消费热情并不弱,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增长势头甚至盖过一二线城市居民,但优质供给依然缺失,居民的消费需求仍未被很好满足。在未来,三四五线城市与农村将更具有上升空间,也更容易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迎来高速增长期,中小城市完全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开放的市场还正由过去40年的商品、服务市场扩大至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写入《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下称《行动方案》)的内容还包括:全面清理对不同所有制经济产权区别对待的法规,全面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破除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加快推进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设,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推动社保转移接续,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培育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发展知识、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等内容。在未来,社会资本步入要素市场、参与公平竞争,也有望进一步刺激供给端的活跃,从而创造出更多新需求。“尽管最初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时,国内外也有些议论,认为中国是不是在走回头路,回到计划经济,强调闭关锁国。但这些年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文件以及《行动方案》,其实已经明确:国内经济大循环、国际国内双循环,是建立在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周黎安说。而伴随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入,未来新供给势必源源不断地出现。以需求牵引供给、以供给创造需求,中国经济的消费动能也将得到更进一步释放。

“潮平岸阔催人进,风正扬帆正当时”。2021年新春伊始,中国“十四五”时期已然开局。新一轮扩内需的大幕徐徐拉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正逐渐展露出崭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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